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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轟炸,正在復原的歷史

2014-07-18 10:11 作者:邱楊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14年第29期
抗日戰爭研究專家于近日公布了首批已確定的2660名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名單,這些名字背后,是正在復原的一段段慘痛的、不應被遺忘的歷史。

死亡名單

“烈兒:此間日日警報,家中車輛破濫堆積,收入減低。余及汝母幼妹皆病,真難支持。茲與汝匯寄來第16699號叁拾元郵兌票一張。務要節儉支用,切戒浮費。將來汝投身社會,自知衣食之難也。此諭。”

這封隨匯款單一同寄出的簡短家書到達重慶沙磁區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時間是1940年5月30日,卻注定是一封永遠無法送達的家書。遠在家鄉四川資中的父親林仲歧彼時或許還不知道,年僅22歲、正在社會教育系讀四年級的兒子林祖烈已經在前一天的“5·29”轟炸中遇難。

1939年8月22日,重慶市南郊遭日軍轟炸,煙霧彌漫中,老百姓搶搭渡船逃生

1939年8月22日,重慶市南郊遭日軍轟炸,煙霧彌漫中,老百姓搶搭渡船逃生

這個記錄在國民政府檔案《??埔陨蠈W校呈報遭受日機轟炸損失情形的文電》中的故事讓西南大學教授潘洵頗為動容。而這僅僅只是他和西南大學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整理并確定的2660名遇難者同胞名單中的一個。

“我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又是歷史學專業畢業,但在之前很長時間里我都不知道有重慶大轟炸。”潘洵告訴本刊記者,“直到1994年,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重慶市政協當時組織編寫《重慶抗戰叢書》,我們學院的唐守榮老師負責其中一本《抗戰時期的重慶防空》,而我也參與了其中一章的寫作。”正是在這個契機下,潘洵才開始接觸重慶大轟炸那段歷史。

歷史研究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是對原始檔案資料的收集與整理。“那個時候收集資料是很艱辛的。”潘洵每天早上搭乘公共汽車在土路上顛簸近兩個小時趕到重慶市檔案館。“當時查閱資料的費用非常驚人,取一張老報紙、一份老雜志要收取使用費,如果要復印就更貴了,印一頁A4紙大小的資料,復印費和各種保護費加起來總共要8塊錢。”而當時潘洵每個月的工資才幾十元錢。“那怎么辦呢,只能一字一句地用手抄。”

除了高昂的費用,更讓人頭疼的是檔案的管理限制。“當時重慶市檔案館的重慶防空司令部、衛戍司令部的檔案都不對外開放,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潘洵說,直到2007年后得益于“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及其問題研究”、“重慶抗戰損失調查”和“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研究”等若干個重要研究項目,才有機會查閱這些不對外開放的原始檔案材料。

1940年8月,在日軍飛機轟炸過后,重慶一家人趕忙吃口飯

1940年8月,在日軍飛機轟炸過后,重慶一家人趕忙吃口飯

“全國抗戰救災賑災委員會專門設計了一個傷亡登記表格,形成了統一的呈報程序。”潘洵拿著一張調查表復印件向本刊解釋,“比如這張《重慶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觀音巖分駐所轄內八一三被炸一八零防空洞死傷難胞家屬調查表》,就詳細羅列了死傷難胞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傷或死、住址、遺屬和鄰里關系。”這樣一份原始檔案資料,是最強有力的具有說服力的鐵證。

“除了重慶市警察局,重慶市防護團和緊急救護委員會(后變成空襲救護委員會)這兩大類機構作為大轟炸時期專門的救護機構,也會對死難同胞進行調查和登記。他們的登記表還會標注發放撫恤金和救濟金的具體情況。”潘洵說,這些檔案都是在當時人力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形成的,不一定完全準確。

而不同部門的統計時間不一樣,也可能造成統計數據的差異。“比如說重慶防空司令部的傷亡統計就是在轟炸后的一兩天內全部統計完成。如果是死傷人數不多的轟炸還好,但如果遇到‘5·3’、‘5·4’這種大規模轟炸,想在短時間內統計完全根本是不可能的。加之很多重傷者可能是在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后才不治去世。”潘洵在研究中發現重慶衛戍司令部的統計普遍比重慶防空司令部的傷亡人數統計要多,“這是因為衛戍司令部是事后統計,而防空司令部是馬上統計,但現在留存的衛戍司令部的檔案非常少”。

“除了人口傷亡檔案,還有財產損失檔案、轟炸與反轟炸檔案等等可以分門別類地整理出來,作為深入研究的基礎。”潘洵說,很多財產檔案甚至細致到記錄一支筆一張紙的損失。

“重慶當時是戰時首都,檔案資料保存得比較好。最主體的資料來自重慶市檔案館,當時重慶警察局、防護團的資料都保存在這里。除此之外,還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各區縣檔案館和臺灣國史館,這些機構里保存了上萬份關于重慶大轟炸的原始檔案。由于年代久遠和時局動蕩,還有很多檔案都流散到海外,要完整地系統地搜集整理很困難。”潘洵和他的研究伙伴們在這些泛黃老舊的檔案故紙堆中經過近20年的收集和梳理,才慢慢形成了這一份沉甸甸的遇難者名單。

郭蔣氏,女,34歲,籍貫富順,住址米亭子26號,遺族:夫,郭德云

郭光富,男,3歲,籍貫富順,住址米亭子26號,遺族:父,郭德云

郭光貴,男,1歲,籍貫富順,住址米亭子26號,遺族:父,郭德云

……
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的徐光煦直接參與了原始檔案的整理。“像這樣一家只剩下一個人的情況很多,有的甚至一家子都在轟炸中喪生了,年齡大的有七八十歲,年齡小的甚至有沒出生的胎兒。”徐光煦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的“5·3”、“5·4”大轟炸。“平時的轟炸檔案也就是兩三頁,而這兩天的轟炸檔案和卷宗特別長,幾十頁甚至上百頁,非常震撼。”直面這些具體而真實的死亡名單帶來的沖擊感,常常讓徐光煦晚上睡不好覺,甚至頻繁地夢見大轟炸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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